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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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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UID:
    gbv_1055322523
    Format: Online-Ressource
    ISBN: 7560923909
    Series Statement: 文化素质教育书丛
    Language: Chinese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Library Location Call Number Volume/Issue/Year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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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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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D:
    gbv_105245920X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朱子学研究成果,全面把握朱熹思想,并进而对宋代理学发展史做出描述与评价。 朱熹理学思想过程大体可分为心性论、宇宙论与道统论三个大的阶段,这三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青年朱熹深受内圣外王时代精神的濡染,以“成圣”的修养功夫进路探索为思想焦点。朱熹的理学思想启蒙于乃父朱松,成长于刘氏私塾学习期间。受南宋理学内倾化思潮影响,朱熹在探索成圣进路中经历了以释老解儒的迂回之路,但其人生观与思想目标仍立定于儒学思想营垒之中。“成圣”的立志追求与经典研读的理性方法,形成了青年朱熹思想的基本格局。 从朱熹24岁初次问学李侗开始,朱熹思想经历了“困学”而逐渐“自得”的过程,并走上溯源二程的思想道路。李侗的“理一分殊”教导巩固了朱熹读书穷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使他从“儒佛相合处”求“成圣”之进路转向对儒学精神的“自得”探索与功夫进路之独创。“同安夜悟”使朱熹意识到程学精神全面性与南宋理学发展中的片面性之别,在“忠恕一贯”的讨论中朱熹拣择了下学而上达的修养进路,由此奠定了自己为学进德的大方向。朱熹将李侗“理一分殊”之教发挥于读书穷理的经典研究上,使他与李侗“心与理一”的教法有了根本差异,师生思想分道在所难免。李侗于分殊处入手的教导与朱熹穷理方法的结合,使朱熹开始对南宋理学的佛老之失给予本体论批判。同安时期,朱熹开始对“儒学本真精神”‘的问题展开梳理,为其“道统”论的觉悟与理学思想创造方向的树立奠定了学术基础。 中和问题是朱熹对佛老异端的批判深化,更是对理学中佛老之失的心性学批判,它是朱熹探索成圣进路的思想结晶。丙戌年(1166年)朱熹确立中和旧说,己丑年(1169年)确立中和新说。 中和旧说本质上说,它是“体用一源”的程学精神对性与心之关系做出的直捷贯通,它也受到湖湘学派“性体心用”说的影响。中和旧说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直觉主义修养功夫。中和新说是朱熹思想之鲜明创造,它是朱熹将“体用一源”与“理一分殊”统合后对主体道德能力再解剖的结果。它以“先涵养后察识”、静贯动静的功夫次第为凡人下学奠定了为学进德的方法,它是朱熹生平为学进德大旨确立的标志。 以朱熹41岁草成《太极解义》为标志,朱熹开始为其新儒学开辟宇宙本体论的哲学论证。以存在与价值体用不离的论证奠定了朱熹的哲学世界观。《西铭解》完成了朱熹对关学的闽学化改造,《仁说》与《定性说》对理学功夫论与境界论做了理论的绾结。1177年《四书集注》及《或问》的序定标志着朱熹理学思想与新经学统一化任务的初步完成,是其理学思想体系成熟的表现。《四书集注》序定前后,先有朱熹46岁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后有朱熹55.56岁时的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辨,这些论争从反面刺激了朱熹以“道统”的甄定与担当为其晚年思想的关切点。朱陆之争首先是功夫论上“渐教法”与“顿教法”的分歧,并在后来的“太极之辨”、“皇极之辨”中引向道统的解释与朱陆政治观念的分野。朱熹与陈亮论争是关于道德动机与历史效果的历史哲学分歧,从根本上说,陈亮对朱熹思想更具挑战意义。在回应时代异论之时,朱熹对理气关系更加关注,理对气的优先主宰地位巩固突显,朱子思想中的礼教禁气息亦日益显明。 朱熹晚年仍在先涵养后察识的功夫格局下,同时也更重视“敬”的地位与格物穷理之深入,做出了《大学补传》及“至善”与善的分殊。《大学章句》的理论地位突显,表达了朱熹“絮矩之道”的政治哲学,由此回应了宋代士大夫焦虑的内圣外王的理论难题。 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有两大特点:一是个体思想开掘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二是思想发展过程呈现鲜明的辨证性。朱熹思想之意义,积极方面说,它完成了宋代儒学复兴重建的理论任务,推进了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平民化转型,理性主义的道德渐教方法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存在与价值的囫囵不分是其哲学世界观中最大的谬误,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具有严重的历史负面效果,道统观念在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偏枯的一大原因。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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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Library Location Call Number Volume/Issue/Year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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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UID:
    gbv_1050883462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原始宗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旧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的中国居民,已经有了一套宗教观念,但是,这一时期的宗教观念很一般化,我们对它还不能有具体的认识。新石器早中期的图腾崇拜是我国最早的宗教形式,出土大量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动植物纹饰及其象征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图腾崇拜的标志,甲骨文中有关图腾的内容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资料中有关英雄祖先出生的神话等也证明了我国先民曾有过图腾崇拜信仰。图腾崇拜是人类意识物我不分的产物,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低下的情况下初民对自然和社会的混沌不清形成的,是原始人对一种分散在各种物体中的模糊力量的崇拜;母神崇拜是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原始人将“妇女繁殖”同“土地丰收”相联系产生的宗教意识,我国原始社会典型的母神形象是红山文化辽宁喀左东山嘴和陕西抚凤出土的女神形象。母神崇拜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进入了抽象领域,在原始社会末期它又发展为社神崇拜,对找国传统思维发生了很大影响,父系氏族时期,战争的频仍促进了宗族祖先崇拜的产生,陶祖的大量发现、宗族墓地的发掘是宗族祖先崇拜的证据。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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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Library Location Call Number Volume/Issue/Year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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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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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D:
    gbv_1053152825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这样的看法:荀子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批评吸收而成为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荀子集大成形成的途径和环节仍需进一步探讨。本论文拟从比较荀子与诸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入手,探讨荀子对战国各种学术思潮的回应,力求揭示荀子对百家思想的吸收与发展,从而再现荀子综合百家思想形成的具体过程。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文明发展时期。诸子蜂出,百家争鸣,构成战国学术的繁荣之貌。与天下一统的时代趋势相呼应,战国晚期思想学术开始兼融会通,各家各派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由"学术为天下裂"向学术综合的方向发展,荀子思想是这一趋势的产物。论文讨论了战国学术兴盛的时代背景和原因,认为夏商西周春秋以来的文化积累,春秋晚期私学兴起所带来的文化普及,诸侯兼并争霸引发对人才的重视,经济发展积累的雄厚财力和带来的便捷交通,士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多种因素共同营造了百家争鸣的战国学术盛世。 基于对战国百家学术思想的分析,荀子认为,孔子儒学思想标志着治理天下的正确方向。荀子在仁义、礼治、正名、为学、天人关系、品德修养等方面全面继承和丰富了孔子思想。荀子站在孔子儒家思想立场上,批判和吸收了其它各家学说。从荀子思想的形成与内涵看:在正名问题上,荀子通过对孔子、墨子正名思想的吸收和对邓析、惠施等辩家的批评,提出了依实而制名的制名原则和以礼为则、以仁为用的思辨方法,归纳了辨析奸言的"破惑三法",强调名实相符是构成社会共识、实现天下一统的基础;在天人关系上,荀子从孔子"天人有分"思想出发,吸收了墨子的"非命"思想和老子、庄子的天道自然观念,批评了老子、庄子的无为思想,提出天人有分,人明分而自强;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从墨子人性为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等对人性的理解出发,批评了孟子人性源于天命、人性本善思想,提出性恶论,同时主张人通过学习可以"化性起伪",成为圣贤。通过对陈仲、史鳝、它嚣、魏牟的批评,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礼义原则和修养方法;在社会理想上,荀子继承了先秦诸子"天下"理念中地域上的无边界、制度上的完整、文化上的包容思想,发展了儒家道德与人文并举的天下理念,采用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思考方式,吸收法家制度统一观念,借鉴墨子精英治国的尚贤思想,在对儒道法墨各家思想的综合会通中,提出了"王道"社会这一天下理念,阐述了王道社会的具体内容与规范;在学习和修养上,荀子全面接受了孔子对学习的看法,汲取了老子的辩证思想,吸收了黄老学派会通儒道法各家的学术精神和"虚静"、"别宥"的学习方法,并对子夏、子思、孟子等孔门后学发展儒学的态度与方式进行了批评。荀子对战国学术进行了全面的回应与批评、传承与发展,既批评百家,又兼融百家,形成了他综合会通的思想学术特色。论文认为,长久的积累、多样的因素造成了战国学术的繁荣,荀子以开放的学术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的努力使他成为战国学术的集大成者,是战国学术走向兼融会通的典范之一。荀子思想既是战国社会与战国学术发展潮流的产物,又开启了此后学术思想综合会通的风气,他隆礼重法的天下治理思想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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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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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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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D:
    gbv_1053881037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传统孝道指的是以“善事父母”为核心内容的人们的行为规范。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是建立了“血缘纽带所联结的氏族统治”,所以对祖先的祭祀就成为夏商时期孝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从社会史的角度看,祀祖祭先的孝道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发展于人类养老生活实际的需要。因而孝道观念的本初含义具有二重: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祀祖祭先的尊祖意识和敬老意识。从孝道观念的发展来看,“善事父母”是孝道的后起之义,是孝道的狭义化。西周是中国宗法奴隶制国家发展和完善时期,周人以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为基础,极大地强化了王权专制,并赋予了殷人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的“祀祖祭先的尊祖意识”的孝道观念以伦理思想的内容,发展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学说。 春秋时期,以“善事父母”为核心的孝道观念日渐成为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的核心内容,“孝死”的孝道观念向“孝生”的孝道观念过渡。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孝道观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仍表现出宗教性、宗法性;另一方面孝道也日渐摆脱宗法、宗教的束缚,演变为人文的道德伦理观念。孔子是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深刻总结春秋时期孝道观念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孝生”的孝道观念,认为“孝生”是出于血缘亲情之爱的道德义务,并把“孝生”的孝道观念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孔子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传统孝道思想的内涵,而旦论证了孝道思想的哲学依据,因而确立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基本内容。 战国时期是一个革命时期,孔门后学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继孔子之后,对丰富和发展儒家孝道思想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曾子、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以及荀子。曾子是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忠实地实践了儒家的孝道,而且在思想理论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孝道思想体系。思孟学派对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孝道的理论建设。荀子作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其孝道思想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 《孝经》从其思想来看,应是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之作。因此,关于《孝经》的作者比较可靠的说法是这部著作应是战国后期儒家依据其所传习的孝道理论纂集而成,从《孝经》思想与先秦儒家诸子思想的关系看,孔子、曾子、曾子弟子、孟子、荀子等都是《孝经》的作者。笔者赞同《孝经》的成书年代当在《荀子》与《吕氏春秋》之间的观点,并认为《孝经》成书于此时,是与荀子的思想是相符的,也与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时代有关。《孝经》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系统、完整总结而形成孝道、孝行、孝治的集大成之作,是为即将统一的天下提供统治策略的政治哲学著作。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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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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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UID:
    gbv_1053880936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近代以来,随之西方“法治”观念传入中国,引起了国人对本土法文化的关注和反思,一部分学人以西方法为先进文明的标尺对中古法展开批判,另一部分学人则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着力于在传统中寻找类似西方法的观念,并力图勾勒中古法的理论体系。但遗憾地是,多数对中古法的研究只是局限于西方法或现代法框架内,不能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而他们对西方法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表层,没有发掘出法的真正含义。针对前人对古代法思想研究的种种不足,本文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其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特定条件下社会秩序。法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能够体现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实现人的理想。基于这个角度,本文借鉴思想史、社会史的方法,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以先秦儒家为切入点,“陈述”古代社会的结构和秩序状态,分析不同思想学派对社会秩序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进而厘定出能够实现法的目的、价值的中古法的范畴,以便为现代法理提供借鉴。 先秦儒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无道”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面对国际社会中霸权对王权的藐视,大小诸侯国“不务德而兵争”的残酷厮杀,国内社会中的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等级失衡,家庭生活中的子弑其父、无孝无悌的道德失范,先秦儒家在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下,完成了对“有道”秩序的构想,希望以此为标尺,化无道为有道,创造一个君臣相正、诸侯相安、等级相序、家庭和睦的和谐社会。先秦儒家还提出了实现理想的具体方案。一方面,他们试图以礼乐文化为主,刑法文化为辅的方式从人的外部入手、依靠外在力量而实现;另一方面,他们更希望从人的内部入手、依靠人的内在力量实现。换言之,即通过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理想秩序的体认,而产生的道德行为的自觉。对于这种对理想秩序的设想和实现方式,本文以国际秩序、等级秩序和家庭秩序为题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国际秩序中,先秦儒家把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人一律视为天下之民,一视同仁。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无论是谁代“天”牧民,都要主持社会正义、利群为公、大公无私、诚信无欺、普济众生。以“天下为公”为思想为出发点,儒家在国际秩序和国际道德问题上,提出了以天下为本位的国际和合秩序观,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应以“仁”、“仁义”为道德准则,以“礼”为行动指南。在实践上,儒家把国际秩序的实现归之于道德主体的责任,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从而使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互相支持,政治与道德互为保障。 在等级秩序中,先秦儒家根据上下有序的“天道”秩序,把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视为一种必然性的存在,认为它是先秦社会政治稳定的保证。据此,先秦儒家认为,等级间不仅要“有序”,还要有“和谐”之美。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呢?他们认为必须规划等级秩序的伦理原则,那就是君仁、臣忠。所谓君仁,即君主不仅要成为个人品格高尚的君子,还应该把放眼于天下,对臣民以仁相待。所谓臣忠,即为臣者要忠于所事之君,从一而终,同时还要忠于社稷,这就要求他们在道德上要具备君子品格,在政治上要有事功。对于不忠之臣,则要依法惩之。 在家庭秩序上,先秦儒家以“内平外成”为理想境界。儒家主张以德为主、以刑相辅,前者为“德法”,后为“刑法”。具体说来,为子之孝为“仁之本”,是联结个体家庭内血缘亲情的纽带,更是凝结宗族共同体的枢纽。儒家还把“孝亲”、“事君”、“立身”结合起来,把“孝”推广到政治领域。在实践上,儒家制定了的孝子事亲的行为规范,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一种是行为者的修身自律。而当上述两种引导性约束机制不能奏效时,对不孝的制裁就要诉诸于强制力。“兄爱弟敬”是儒家处理家庭关系中同辈人之间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要通过主体的自我信念、自我调节、自我评价来制约兄弟双方的关系。男女之别是天地大义,要达到夫妇之和、家庭和睦的状态,女人要尽为妇之道,丈夫也要履行必要的“义”,同时还辅一一定的刑法保障。 在秩序问题上,道家主张彻底消灭国家或其他有组织的政府形式,来建立一个不受干扰的和睦融合的社会,法家则主张加强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以重典来治乱世。相比之下,儒家将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秩序状态作为秩序理想的最高境界,把人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由此针对人的现实生活需要制定了实现理想秩序的各种方案展开的。与道家自然界中的自然秩序相比,他们更贴近人的现实生活。但是他们又没有像法家那样,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人为造就的一种由政府颁布的法令所组成的人为秩序,在一定程度的防止了人对秩序的盲目行动。在儒家法思想中,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行为规范的履行者,人的主体自觉对理想秩序实现的决定性作用。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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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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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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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D:
    gbv_1053881215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冯从吾(1557-1627年),字仲好,号少墟,谥恭定,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与高攀龙同年、为刘宗周师兄,同师湛若水的二传弟子许孚远,是晚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家、醇儒,明代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创办并长期主持的关中书院为晚明四大书院之一,天启年间,与邹元标、曹于汴、高攀龙等在北京创办首善书院,在当时的政界、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为官时间不长,出处进退一介不苟。在北京反对万历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冒死直谏之声震天下;在山东主持盐政,大胆除积弊,打击不法之徒,堵塞权奸贪赃舞弊之路。一生主要以讲学为职志,其学术特点继承了关学重会通的优良传统,做到了远接孔孟之真精神,近将程朱陆王而一之,而其于异端是非之界,则辨之不遗余力;其学术内容他自己在其晚年比较准确地概括为:“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极则。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思想精神大体上与东林学派相呼应。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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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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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UID:
    gbv_1053881053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论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考论文摘要治乱兴衰问题,是自从产生阶级、国家政权以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直到今天,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不可回避的头等大事。对于怎样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作过大量的思考和论述,历史证明有些部分是深刻的、合理的。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但这些思考和论述散见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中,本文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力图从一个侧面认识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为今天的借鉴。 本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导论部分说明该选题的目的、意义;对该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及古今中外相关的研究状况作简要的评述;对该选题的研究思路、写作方法与要达到的目标作出说明。第二章论述治乱兴衰的主宰力量。总结了八种观点:神、天、天命;时、数;气;世、势;理、数、势;人事;君主;民众。第三章论述引起动乱衰亡的原因。分八节,除了论述人们比较熟知的剥削过度、压迫太重、土地兼并、用人不当、战争掠夺、君主制度、官场腐败等以外,本文首次将空谈性理、误国误民视为引起动乱的原因之一。第四章论述避免动乱衰亡、实现长治久安的方略。分十节,分别介绍了仁治、德治、礼治、法治、无为而治等治国思路。本文认为还有一个“顺民之欲,富民而治”的治国思路,这也是前人尚未论及的。此外,还总结了几条基本经验,如管好官吏,严以治吏;管好土地,抑制兼并;兼听则明,广开言路;居安思危,慎始慎终等。重点分析了德治与法治思路的长处与不足,指出它们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法治。在第五章结语里,分三节:先评述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乱兴衰问题思考的价值、所起的作用;接着分析古代社会诸多王朝未能跳出周期率的体制原因,指出其存在的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最后指出民主与法治是走出周期率的必由之路,试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站起来,领导中国富起来,领导中国健全民主与法制,完全实现依法治国,既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执政地位,又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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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Library Location Call Number Volume/Issue/Year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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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UID:
    gbv_1053880928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本文试图把荀子思想放在战国时期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篇章架构上以荀子的礼学思想为核心,而旁及荀子思想的诸多方面。在论述上没有采取机械、静态的分类方式,而是在论述荀子思想与诸子思想间关系中来展开自己对荀子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动,打破了周礼维持下的社会结构的平衡,礼可变的思想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在战国时期,任何学派在理论的架构中都不能不面对礼,都不能不对礼的时代价值作出判断,因此,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潮是围绕着礼学展开的。 论文包括导言、论文主体和结语三部分,导言概述了《荀子》的研究现状、选题动因、研究方法,并对这篇论文的结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主体部分首先通过历史的分析,对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成就和局限作了宏观的介绍,并考察了礼在战国时代的地位,进而认为战国时代是礼的转型时期,在思想上也一改往昔的“学术为天下裂”而呈现文化融合的态势。其次,通过对孔子、子思学派和孟子等儒家学者礼学思想的分析,认为“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特征,孔子从内在心性上为礼寻找根据的思路被儒家主内派继承和发挥,无论主张礼生于情,还是礼为外心的发用,他们在寻找礼的内在根据的同时并追求人道的终极性超越根源,在重视圣、智、仁、义、忠、信等范畴对礼的影响的同时,也提出了礼对于道德的调节、文饰及德性养成中的重要作用,就德礼关系而论两者为分位一体的关系。对礼的内向开拓,体现了有德无势的君子,通过个体的内修和外显来影响社会的积极心态,并从内在心性上使礼学思想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在先王崇拜盛行的战国时期,荀子提出“法后王”即法周的观点,并以“道贯”的理念为礼建立了治道的根据,其性恶论也一反儒家内在超越的思路,以其经验性的品格论证了礼存在的必要和化性成伪的可能,其礼学思想体系以其鲜明的实践理性,为重建礼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再次,荀子具体论述了教化的职责、目的、方式和内容,坚持教化为本和行礼上称情节欲的中庸原则,使荀子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儒家人文主义立场,同时强调礼的名分意识,礼的敬天、敬祖、敬人功能,而对一般民众,礼保留了神道设教的特征。战国时期法具有相当宽泛的内涵,荀予法思想与法家之法在内涵、用刑理念和原则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荀子注意到了礼的礼仪、礼义和礼法方面,荀子之法指礼法、政令和刑法,战国时期出现的“道法”、“礼法”、“德法”的提法,事实上目的在于救法家之法弊端及对法进行制衡的努力。荀子之礼以无暇的思想品格,是衡量法为治法和乱法的最终依据。荀子思想中的重相意识、虚君主义,其思想受到了早期典范政治和晚周君相政治格局的影响,荀子并不是封建专制的始作俑者。另外,论文还详细考察了道、墨、法等派别的礼学思想,指出老子一系道者的思想,体现了周礼的内在精神,早期儒道思想和周礼有相通之处。战国中期以后,早期道家演变为稷下黄老道家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学派,黄老道家在融法入道的同时,也进一步吸收儒家礼治学说的精髓,从而一改早期道者的迟暮气象,庄周则从自然主义的立场,表现出非儒和反礼的学术取向。墨子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儒门礼学提出批评,其礼学思想对当时礼制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礼的仪式和象征意义的忽视,又使他走向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稷下法家虽不像三晋法家那样排斥礼,但在礼法间本从关系上有着根本不同,荀子从治道角度出发,对各家思想既有继承和吸收,更多的是批评和理论回应,其礼学思想在战国礼学思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结语部分则通过荀子思想的历史命运和荀子身后的荣辱毁誉,分析了其不见用既有时代的必然,也有其理论的原因,作为一个面向现实的思想家,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其思想对秦汉后自觉以礼入法、文人仕进制度和儒家文化的非守成品格有一定的影响。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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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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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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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D:
    gbv_1053915225
    Format: 电子文献
    Content: 战争观是关于战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本文认为,先秦战争观大约经历了四种形态:天命战争观、民本战争观、功利战争观和战争观的初步融合。天命战争观盛行于三代,衰落于春秋,它是天命观在战争领域里的延伸。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天”是发动战争的依据,制导着战争的进程,安排着战争的结局。战争进程中的诸多重大问题,都要通过祭祀和占卜的方式向天帝请示,求得指引和帮助。春秋以后,天命观念衰微,民本思想出现。旧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动摇,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枷锁被冲破。这种变化深刻影响到了战争活动。战争观念由天命神鬼为主导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民本战争观兴起;二是功利理性觉醒导致功利战争观勃兴。民本战争观形成于春秋,但是,春秋时期的民本战争观,其立足点是要在战争中取胜,“抚民”只是手段,为己所用才是目的。春秋末期以后,道、儒、墨家的诸子们继承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又有发展,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的生存、安康为基准确定对待战争的态度。在他们的战争观里,人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由于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理念、价值观不同,战争观也各具特色。
    Note: 文本型 , 博士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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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information: Zhang, Qizhi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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